【恢复高考四十年】王显槐：儿女成群上大学

梧桐树下小编

【恢复高考四十年】王显槐：儿女成群上大学

1977年的高考是当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40年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570万考生步入考场，他们中27万人的命运因此改变。这一年，也被称为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1977和1978年的两次高考，是当时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80万，录取后分别在1978年的春季和秋季入学，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独有的77、78级现象。在一次与中国教科院王晓霞老师闲谈时了解到，这两次高考，她的父亲王显槐先生都参加了。前一年虽然分数过线，但未能如愿入学，第二年终于顺利考取。王晓霞老师说，1978年入学时的父亲已经有4个孩子，入学后次月第5个孩子又呱呱坠地，孩子之多成全校之最。她说得很轻松，我也便开玩笑说，令尊才是人生赢家，十年文革，儿女成群，之后又顺利考学，什么都不耽误。但读到这篇《儿女成群上大学》时，我被文章深深感染，也被那个拼搏的时代所激励。王晓霞老师说：所有艰难的奋斗岁月，回望时都会被雕刻成美好的记忆。

王显槐：儿女成群上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喜讯传开，全国一片沸腾。然而，对于“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来说，这却是一件既喜又忧的事。喜的是毕业11年终于有圆大学梦的机会了，忧的是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光阴荏苒己至“而立”之年，大多都儿女成群，生活多入不敷出，何以再谈上大学？但这毕竟是多年的渴望，无论如何得上考场过把瘾，以慰藉寒窗12载的辛劳。就这样，一大批“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在1977年骄阳如火的盛夏，与年方二八的子侄辈一道，欣欣然，悻悻然，迈进了同一考场挥笔疾书《难忘的时刻》。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中参加高考的幸运儿，被省城一所师范学院录取。其实，我参加了1977年、1978年两次全国高考，第一次高考分数也高于录取线，没有录取的原因后来听说是要优先录取没有工作的考生，而我当时己是中学教师。第二次参加高考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对妻子说：“大学录取通知书给你，去读不去读你决定。”妻子攥着录取通知书，久久地望着我，咬咬牙，说：“日子过得再难，这大学咱们读！”妻子性格爽朗，我知道她说这话的份量。那时，我们己有4个孩子，她又怀孕了；虽说我有份工作，每月才24元工资；妻子在生产队上工，每天挣8个工分，年底分配，一个工分才一分五厘左右，加上老母亲全家7口人，年年生产队里是“超支”，一年捱一年地过着日子。我如果去上大学，这4年她该受多大累，她得撑着这片天呀！

1978年10月，我终于跨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心情之激动自不必说。但是，当时的大学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气势恢宏，楼院深深。这所全省最高学府的大门又低矮又窄小，校园路面坑洼不平，教学楼的门窗破烂不堪，最糟糕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挤占进入校园内的40多个单位还没有迁出去，工厂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而且，狭小的校园门口两旁搭满了裁缝铺子、理发室、修鞋地摊、钟表维修小亭，甚至小饭倌、卖鸭血汤小摊也大咧咧地挤在那儿凑热闹。学校原有的学生宿舍被外来单位挤占了，78级和77级学生都插住在校园中凡可住人的空房，我们78级中文系百十号人为一个班，统统安置在大礼堂的一边，临时用木板隔成一个大通间。堂堂大学的这幅景象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之感。原因自不必说，在文化受到戕害，愚昧得到张扬的年代，受害最深的当然莫过于文化、科学和教育，而刚刚恢复招生的大学，还来不及清理笼罩在校园里的阴霾，抖落覆盖在校园里的残霜！

我们班上同学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不满16岁，同学聚在一起，年龄参差不齐，有师生同班者，有叔侄相称者，真让人唏嘘不已。全班多数同学己结婚，不少有二到三个孩子，也有四个孩子的，而我入学不久第五个孩子便呱呱堕地，成了全校孩子多之最。男同学中不少人抽烟，有的抽廉价香烟，有的抽自卷的“喇叭筒”，还有的用烟袋抽黄烟，不一而足。班上有8位女同学，大部分也已结婚，几个未婚的女同学，在班上成了香饽饽，只要找男同学办事，没有不允的。当时社会风气转了，女孩子开始追求大学生，班上的小伙子被党政机关、工厂兵营一些漂亮姑娘追得一楞一楞的，令“老三届”学生感叹不已。我们的班主任是工农兵学员留校的，擅长书法，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年龄比“老三届”学生小，算起来他才属于学生辈。班上同学都比较自觉，班级活动，如组织学习、宣传、文艺、体育活动之类，百十号人中人才济济，基本用不着他操心，他只须等候班干部告诉评奖获胜的消息。他管理班工作几近“无为而治”，有空便到学生宿舍来邀学生下下棋，和班上同学关系特好。30年过去了，班上同学还与他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在班级毕业15周年聚会时，他动情地说：“由于历史的误会，使我有幸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使我拥有了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感谢这个‘历史的误会’。”然而，这种“历史的误会”，相信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再也不会重演，也不能再重演了。

学校特别爱惜这批学生，大会小会宣传恢复高考之不易，要大家以复兴国家的文化、科学、教育为己任刻苦学习。学校的老师教学特别认真，不少教授从“五七”干校调回来不久，特别珍爱失而复返的讲坛，讲稿写成厚厚的一摞，讲课眉飞色舞，分外投入。因为粉碎“四人帮”时间不久，大学教材出版不多，学习用书很多是印发老师自编的讲义。尽管图书资料不多，我们却如嗷嗷待哺的雏鸟，急切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学习十分上劲，上课认真记笔记，讨论抢着发言，课后忙着查阅资料。77级、78级学生每天都在图书馆争抢座位，阅览室里黑压压坐满了人，却听不见说话声，谁要走动借书，也是踮着脚尖，生怕弄出声响。每天清晨，校园到处散布着朝读的人；傍晚时分，操场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围坐着，在那儿热烈地讨论问题。每当期末考试来临，我们这批“老三届”学生总是早早地把一个学期的功课翻了个透，熟得考试时个个题目都能对答如流，考后连哪道题目的小点疏漏了也清清楚楚。那时候，校园里处处涌动着一股股滚烫的热流，我们多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啊！

当时， 77级、78级学生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数来自农村的“老三届”学生家庭分有责任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上大学读书的同时还必须打理家里的农活。我们的班主任十分同情体贴这批学生，每年春种秋收时分“老三届”学生请假，他都在请假条上毫不犹豫地签上“同意”。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家有上10亩责任田，我是主要劳动力。每个学期我都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回家忙春种或秋收，平时的田间管理便交付妻子打理。我个头小，身子瘦，皮肤黑，每次忙完农活返校，显得更瘦更黑，简直像个非洲黑人，很让班上同学见怜。其实，他们还不清楚我和妻子带着孩子们是怎样在田里“与天斗、与地斗”呢！说起来很揪心，当时因为买不起牛，水田犁耙活我都是趁别人家的牛稍闲时借来用，有时便叫妻子带着稍大点的孩子用绳在前面拉着犁，就这样对付着种禾苗。插秧也很难，妻子拔秧，我莳田。为了不插“五一”秧，妻子把9岁、7岁、5岁的三个孩子鼓动起来，用绳子从田这头牵到那头，要他们沿着绳子栽下禾苗。在水田里，孩子们一行行牵绳栽禾，浑身都沾满了泥，尤其5岁的儿子连头发上都是泥巴，活脱脱成了个小泥猴。夏收夏种为抢季节，妻子就买好饼干，每收割一坵水稻时便放几块饼在对面的田埂上，把稻子划成一块块分配给孩子们，告诉他们割到田头了就有饼吃。孩子们平时难得见到饼，很踊跃地跟着妈妈割水稻。割完后孩子们便围着打禾机团团转，一把一把抱来割下的稻子，帮我和妻子踏打禾机脱粒。一家人就这样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众志成城地在田里奋斗不己。

农活累还不打紧，最难的是生活太苦。刚进大学那个中秋节，我兴冲冲回家团聚，岂知到家时正坐月子的妻子竟发愁中午没米下锅。那时农村实行粮食定量，生产队见月按各家人口发稻谷，谁家这个月粮食不够吃，得找大队长批字才可以预领下月的口粮。当时口粮标准很低，家家都是用青菜、萝卜、红薯、芋头伴米饭勉强对付着过日子。那天幸亏有位工人朋友来看我，接济了点大米才让全家人过节没饿肚子。记得有一年春节后开学，为了省下7元车费钱，我趁便搭乘了一辆东风货车。春寒料峭，我从夜半到天亮近6个小时卷缩在车斗里，冻得用车上的帆布紧紧地裹住全身，到省城时身子几乎冻成冰棍，竟至站不起来。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刚进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它让我至今心里还隐隐作痛。那年放假我刚踏进家门，妻子满脸愁容地指了指房间，说：“你去看看你女儿吧！”这一看让我惊呆了：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头比正常孩子大了许多，这是明显营养不良落下的病！我怪妻子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妻子说：“你就要考试了，告诉了，你不干着急！”个中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上大学，家里举债度日，粮食又缺，妻子怀孕期间都是靠青菜、萝卜伴饭度日，孩子严重营养不良才落下这病。那一年过的是什么年啦！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嗷嗷待哺，还要给老五治病，大年三十我们家连买半斤酱油的一角五分钱都拿不出！……

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就是这样读着大学，熬过一年又一年，硬是完成了学业。记得我还评了两年的“三好学生”，一年的“优秀学生干部”，奖状至今还珍藏着呢。大学毕业那年，我把毕业证和学位证捧到妻子面前，说：“我们终于毕业了！”妻子把它们紧紧地贴在胸口，扑簌簌地流下了眼泪。

斗转星移，转眼间恢复全国高考己经40年了！今天，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度地发展，人民的生活己在奔向小康，我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越来越高。这一切无不证明：40年前恢复全国高考是煅铸我国千秋大业的英明之举！恢复全国高考以后培养出来的一批批栋梁之才，己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睹此情此景，每每使我感慨当年“老三届”儿女成群去上大学的难忘岁月。也许，人们不清楚，为什么我己两鬓斑白还这么笔耕不辍；也许，我的研究生不清楚，为什么导师这么严格地要求他们做学问；也许，我的孩子们不清楚，为什么老爸这么反反复复叮咛他们要报效祖国……因为，我们这些“老三届”之所以能从农民成为教授，能站在大学讲坛上教书育人，太来之不易了！

【本文原载2017年6月7日《中国德育》作者：王显槐，井冈山大学原教务处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