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60周年】大跃进浪潮中读井大

梧桐树下小编

1958级师范学院数理科 曾青锐

1958年大跃进，吉安高中（白鹭洲中学前身）、农校、卫校、师范四所吉安的中学、中专都“戴帽”，招收大专学生、办大专班，然后分别成立吉安工、农、医、师四所学院。我和肖祖文、袁积钢、孙协培等二十几个师范应届毕业生，由学校保送直接升入师范学院。师院设文史、数理、生化三个专科，学制两年，培养吉安地区初中相关学科的教师。我就读于数理科。

年底，四个学院同时迁城南郊外赣江畔的神岗山。神岗山有几个小山头，抗战时国民党在那里建了个兵工厂。师院占一个小山头，小山头上有几间空置的旧房，够我们三个班做教室和寝室。我们数理科在一个旧大厅里，前面摆黑板和课桌凳上课，后面摆双人床供男生睡觉。冬天的山头上北风呼啸，冰封雪冻，寒不可挡。我的手、足、耳朵冻得红肿溃烂，手从手掌冻到手腕，脚从脚趾冻到膝盖，脚后跟流脓粘住袜子，晚上睡觉要用手指反复沾口水润湿结痂才能把袜子脱下。没有校医室，无药可治。山上有茅无树，夏天太阳直射，无所遮挡，热不可耐。臭虫白天藏在木床缝隙里，没法逮住捏死它，用开水烫，撒六六六粉（一种杀虫粉剂）都无济于事，生命力特强；晚上异常活跃，钻出来吸血，让人不得入眠，我们叫它们“坦克兵”。四个学院共用一个食堂，在一个山坳里。食堂原是兵工厂的车间，钢筋水泥结构，日本飞机轰炸留下的一根钢筋吊着一大坨水泥块悬挂在大厅里，真个是千钧一发！四个学院都没有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医疗室。神岗山地处偏僻，前无村后无店，是建兵工厂的好地方，但绝不是办学校的所在。粮食、蔬菜等所需物资都要靠牛车和肩挑从市里运来，不在校内住的教师要爬上山来上课，诸多不便，难以列举。

次年，学校迁到城北端的东门村原吉安农校所在地（螺子山脚下），那里有现成的教室、寝室和用房。那年头称作“困难时期”，只能因陋就简。四个学院合并，一块宽宽长长的完整樟木板上镌刻毛体“井冈山大学”五个大字的校牌，悬挂在校门口，煞是气派！

我于1960年7月毕业，是井大首届毕业生。毕业时，全班65人，其中肖祖文学习拔尖，孙协培、傅邦友等成绩好且家庭出身好的7人留校。学校计划选派一批应届毕业生去高校或研究机构进修，然后回校任教，缓解师资短缺的办学困境。既然是创业，还要考虑到发展，自己培养教学人员，于是孙协培、曾来兴等5人入了党。而我留下两个愿望怅然离开了学校：一是重进大学读书，二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的井大，除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外，我的记忆里是“三多”“三少”和“三强”。

“三多”

一是劳动多。开学没进教室就上山伐树烧木炭，挖白泥筑炉炼铁、炼钢，烧焦炭，11月搬到神岗山才开始上课。校迁东门，从吉安城南郊搬到北郊、从神岗山搬到螺子山、从兵工厂废厂房搬到农村的旧校舍，两地都是满目疮痍，必须搞建校劳动，修筑校道、整治环境。勤工俭学是当年办学的要求与特色，我校也不例外，种蔬菜、办砖瓦厂，还要参加社会性的劳动，如修筑吉安市环城简易铁道、防洪抢险。夏天，上吉安县蝴蝶山采挖铁矿石。接二连三的劳动，一直忙到毕业，两年就这样过去了。

二是政治活动多。（1）开展“教育大革命”。我只记得批判旧教材，自编新教材。我分在大学教材《电工学》编写组，组内同学各自去图书馆找了几本相关的书，边学边凑，编完了大家都不太懂。（2）每天晚自习前学政治时事，内容相当于现在的“新闻联播”。我是学习委员，有一次在讲台上念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毕其功于一役”念成“毕其功于一股”，也没人发现，念的人敷衍了事，听的人心不在焉可见一斑。（3）成立民兵组织。按照“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把学生分成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两类，基干民兵挂红色胸章，普通民兵挂黄色胸章。谢姓同学的家庭出身是富农，本人表现不能说不好，编入普通民兵，挂黄胸章，既荣却辱，哭笑不得。民兵组织按连排班建制，半军事化行动，使我们养成了遵纪守时的品格和习惯。（4）建国十周年庆典。参加吉安市的大型庆祝活动。校内，师院的集体舞《花儿与少年》，工学院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效果很好，轰动校园。有人指责某学院的女子双人舞《春江花月夜》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5）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傅晶、王澍作《实践论》《矛盾论》系列讲座，座无虚席。毛泽东这两篇哲学著作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毕业后我还继续学习，并用以指导教学和工作，受益匪浅。

学校认为，这样做是贯彻毛主席关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三是要求入党的同学多。在青年学生心中，党的威望高，党员的形象好，所以立志走“又红又专”的路，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材料，虽被评为“钢铁模范”，依稀记得还被评为“三好学生”，但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有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的亲属，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明白这只是一种幻想。“文革”后“拨乱反正”，“左倾”思潮不那么盛行，我才被批准入党，实现了毕业时的一个愿望。入党后，我在所任班主任的班级组织了党章学习小组，培养了一批党的积极分子，介绍了几位符合入党条件的学生加入党的组织。这些学生，现在是所在学校或单位的中坚。例如，刘春雷获硕士学位，并被湖南大学聘为MBA校外导师，站在湖大的讲台，讲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陈永凯、林长华、周林泉等都是中学领导。

“三少”

一是家里花钱少。我在简师、中师、师专八年半的三级连读，学费、教材费、作业本费、膳食费全免，由国家供给，家里只要给我做衣服就行。师院的同学都是这样。工、农、医学院的同学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不同等额的助学金，住宿费、水电费全免。

二是知识学得少。数理科开设的《代数与初等函数》《几何与三角》，除了一些烦琐的知识点外，其基本内容在现行初中数学教材里差不多都有。《解析几何》《高等数学教程》《普通物理》里的知识，现在的高中生大致都学过。我们只比中学生多学了《算术》《高等代数》和《电工学》。

而《算术》大致是从理论上研究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实用意义不大。采用的教材是苏联的译本，不太适用。而老师编写的教材要送教务处，由专人用铁笔钢板刻写在蜡纸上，用油印机印出，一张张地逐次发给学生，发齐后学生自己装订成册，十分不便。学了《教育学》《心理学》，但不知道实际中何时用得上。而有实用价值的《中学数学教材教法》没有开设，后来还是在吉安师范教书时，结合教学，在老教师王士铨的指导下自学的。

经多年中专、中学的数学教学实践，学校让我去进修。我像一个打了十几年仗的老兵进了军事院校，兴奋不已。在南昌高校主攻几何学两年，才有可能承担《空间解析几何》《高等几何》的教学任务。离职学习，重返大学，我实现了毕业时的另一个愿望。我被评为副高时，愧喜参半，似有“一将功成万骨枯”之感。

三是学生谈恋爱的少。对于学生恋爱，当时的理念和舆情是：学生来到学校是为学习，在学习上花多少时间和精力都不为过。而恋爱，总是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的。同一个人，谈不谈恋爱，学习效果大不一样。人生道路漫长，变数很多。读书是人生的起点和事业的基础，大好机遇和时光耽误在恋爱上实在可惜。此外，经济要家庭负担，尚无独立，毕业后何去何从难以预测。生活和工作都不稳定，读书时谈对象成功了多少？

“三强”

一是学生干部工作能力强。我们班的学习、劳动、生活、纪律、文体活动，全由班长曾来兴、袁积钢，团支部书记周学羲等干部组织、管理，班级事务井井有条，各项任务圆满完成。班主任陈长水只需出些主意，略加指点，就放手让班委会、团支部去干。

二是学生的自觉性强。早晨起床钟声一响，即刻起床洗漱锻炼，睡懒觉的人不待人说自己便感觉不好意思。上课从无迟到、缺席、做其他事情的现象，但也有两位老兄时而摇摇晃晃时而鸡婆啄米，不由自主打瞌睡。晚自习教室满座，鸦雀无声。夜里到点熄灯睡觉，寝室里静若无人。没有违纪现象，无一人受纪律处分。师院的学生，许多是小学教师考进来的，他们放弃月薪，别妻离子来读大学。刘志远，新中国成立前夕高中毕业，然后参加解放军，连级干部转业，以大学录取新生的最高年龄限制36岁考取井大中文系。排级干部金维清年龄也不小，同样考取井大中文系。这些同学求知欲强，分秒必争，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特别自觉、十分勤奋。刘志远、金维清以后都当上了大学老师。

三是师生艰苦奋斗精神强。炼铁时，在神岗山上筑高炉，从余家河船上挑由水路运来的铁矿石、石灰石。夜晚天黑，挑着担子上岸，深一脚浅一脚的踏过田坎路，上得山来，又累又困，还要继续挑。在山顶上挖蓄水池，洋镐砸下去溅起火星，岩石坚硬似铁，肩膀磨破皮流出血，手掌震得开裂，咬牙坚持，结痂结茧挺过去就好了。炼钢时，在炼钢炉口的熊熊烈火前，用钢棍使力搅拌通红刺眼的钢水（叫“打搅棍”），然后钳出钢块，拼命锤打，打得钢花四溅，最后得到结结实实的钢锭。钢在炉内熬，人在炉外烤。罗蝉先、周文龙等壮汉才有力气打搅棍，他们紧握钢棍、脸涨得通红、汗流如洗的形象，我至今难忘，他们最后都被评为“特级钢铁模范”。在蝴蝶山上采矿，赤日炎炎，我们男生戴个藤帽，赤膊草鞋干得欢，个个晒得黢黑。同学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干劲冲天，不言苦累。“革命加拼命”的被评为先进，消极懒散的开会受批判。

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粮食定量降到每人每月30斤，这已经是国家对莘莘学子的极大关怀了。为了节省体力，减少消耗，学校把体育活动和劳动都停了。除了供应的粮食和少许蔬菜，没有可吃的东西。水果、糕点、肉、蛋全都见不到面。肚里没有油，空瘪瘪的，有的人饿得眼睛发黑，手脚浮肿，仍然艰苦地生活和学习。直到毕业时填写分配志愿，同学们不约而同地都填：“到艰苦的地方去”，无人不服从分配。

学生不畏艰苦的事迹之后，再来看我们的老师。王士铨，吉安地区负有盛名的数学教师，师范数学教研组长，家住白鹭洲中学，夫妻两人育有六个子女。他每周在师范上两次课，课后沿赣江步行，穿过整个吉安市城区，上神岗山给我们上几何课，一个来回二三十里。现在讲的交通费、讲课费，王老师一文未得，未提一点要求，没有一句怨言，只是一心一意地教书。那时的人一切不向钱看，崇尚大公无私，耻谈“钱”“我”二字。这样的老师不止王老师一个。井大老师奇缺，有些师范、高中和卫校的老师要走路上山，分别兼任师院、工学院和医学院的课，没有任何经济补贴，没有任何人来道一声辛苦，他们视为正常。这让我想起王士铨和余振森、萧理达老师，在他们调井大前，还是吉安师范的老师时，曾经给我们上过一个暑假的课。我们这些简师毕业后插入中师二年级的二十多名学生，需要补学中师一年级的数理化。三位老师分别教数理化，他们虽没有得到学生一分钱的“补课费”，得到的却是学生的尊敬。没有领取学校一分钱的“补贴”，书记邓斌生请三位吃了一餐饭，算是表达敬意。亲爱的老师们同我们一道，艰苦奋斗，擎起这所新生的大学！回想和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

在这所新生大学，地委书记朱继先兼书记，地委宣传部长张国立兼校长，南下干部范毅、姜文元、傅晶等担任领导职务。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继承艰苦创业的井冈山精神。又有姜文彬、徐晟、萧理达、王孟达、王秋云等名师治校和执教，授给我们基础性的知识，教育我们形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人为井冈山地区竭尽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以我们师院首届毕业生为例。据我所知（当然有遗漏），数理科有特级教师夏申甫，副教授肖祖文、傅邦友、曾青锐，中专或中学正副校长徐维周、罗蝉先、郁念慈、罗昌坚、王和顺、郭巧香、欧阳汝旋、严泉源、肖信梅、旷昭息，地级市副秘书长郭忠楠，科研人员曾来兴。孙协培，中学高级教师，开创了本地区中小学电化教育事业，是第一任电教馆馆长。

罗昌坚，毕业时分配在吉安二中教数学。我听过他一节课，记得他写板书非常工整，较长的分数线也要借助三角板来画，由此可见他教学的一丝不苟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文革”期间，他“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据他的回忆），同“左倾”行为抗争，受到严重冲击。离开教学岗位下放时，他仍抱有希望地说：“地下一根草，天上一滴露。”果然降下甘露，“文革”悲剧结束，他旋即从农村调回，被提为四中校长，白鹭洲中学副校长、副书记。离任三中校长后，白手起家，自办中专、高中。二十多年来，民办学校纷纷兴起，接着纷纷萎缩倒闭。而他的遂川三合高中，在县政府校舍、师资、生源等方面支持下，办得红火兴旺，本学期26个班，1400多名学生。近年他又创业，在吉州区兴桥镇投资3000多万，新建“金秋老年公寓”，土地面积50亩，现有60多位老人入住，得到市政府鼓励和资金协助。如今，他已进入姜太公遇文王之年岁，老骥伏枥，亲力亲为，坐镇指挥泉江兴桥两地的一校一寓，乐此不疲。他发扬井大艰苦创业的精神，举办有益于青年和老年的两项事业，应是井大毕业生的骄傲、井大的光荣。

文史科的李永杰，散文家、书法家。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他师范应届毕业后免试升入师院，编在数理科。他向徐晟院长要求转文史科，未同意。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院长，表示自己更爱好文学，自信是学文的料，学文会有成就，坚决要求去文史科求学。当年招收的许多学生文科强，学理科有困难，而他的数理成绩好。院长通知他：不去数理科就去陂头中学教语文。僵持了两个礼拜，他没去上课，然后向院长领取了陂头中学工作的介绍信。院长欣然通知他去文史科上课。就这样，国家少了一个普通的中学数理教师而多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散文家、书法家。

刘炎生，连任“文革”后百废待兴的省重点中学吉安一中和白鹭洲中学校长。白鹭洲办学八百年来，靠摆渡过河，经刘炎生校长、罗昌坚副校长等申报、筹建，修了一座跨江桥，结束了这段历史，既为白鹭洲保留了校园文脉，又为建成旅游景点创造了条件。

此外，井大原中文系副教授李承清，吉安县教研室主任颜熏陶，全国优秀工会干部、中心医院工会主席刘来恩，毕业于生化科的井大原组织部长、化学系副教授刘建强，吉水中学校长、吉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夏其铁等都为本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奋斗了一生。其他的师院首届毕业生也大多是中学高级教师或单位的骨干。

今年学校正在筹办建校60周年庆典，派人来采访我，我把访答内容整理成文。前几天，数理学院院长余晓光教授要我为老井大写点、留点什么。我把该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所写的情况与健在的同学核实无误。不管当时的做法如何，尊重历史，如实写来。这是学校的一份财富，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误自有后人评说，希望有益于学校的发展。至于留下什么，只有一张“钢铁模范”的奖状、一张毕业照、一本毕业文凭。文凭的扉页印制了毛泽东书写的“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是学校对我们首届毕业生的最后教诲。我们期盼这一语重心长的教诲一届一届传递下去。

谨以此文呈献给我的母校甲子佳年。